来源：浙大新型城镇化智库
在2023未来城市·杭州论坛上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以“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”为题发表主旨演讲，主要观点如下：
一、智慧城市应是“生成”与“构成”的有机结合
从实体城市来看，可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“生成”为主；一类是“构成”为主。有一句古话叫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，罗马作为一个历经2000多年岁月才形成的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，在没有“一以贯之”的规划的前提下，由无数建筑师设计建设成。这样的城市，我们称之为“生成”的。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则是一次性设计建成为主的典型城市。对于任何一个有魅力的城市而言，它们既有“构成”的成分，也有“生成”的成分。一个城市之美，必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。例如典型的旅游城市厦门，它既有“生成”的鼓浪屿，又有精心设计“构成”的现代化新区，并且这两者呈现多模式、多样化的集成组合，符合人的尺度和人的审美观。通过将“生成”与“构成”有机结合，这才是一个真实且有魅力的具有现代生活品质的宜居城市。
当前，我国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面临几个困境。第一，片面强调“构成”，而忽视了“生成”的力量。忽视了数据和系统的许多细节是“生成”的，许多新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更是“生成”的。因此，就可能导致智慧城市既有的结构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难以相容，也与新应用场景的不确定性不相容。第二，混淆了智慧城市设计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区别。智慧城市与传统城市一样，都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美好，因此智慧城市也必须要以解决城市病、符合民众需求等为出发点去谋划和建设。第三，混淆了智慧城市中的“商务品”和“公共品”的区别。在我国智慧城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，许多大型it 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，推出了很多“高端”的项目，例如“领导驾驶舱”、信息亭等，但由于他们习惯于“构成”，并不了解城市政府的职能及其运转的复杂性与民众的真正需求，许多智慧系统的设计就成了“白智慧、空智慧、假智慧”式的数字形式主义典范。
二、智慧城市公共品的“构成”——“四梁八柱”
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，应重在提供公共品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·萨缪尔森( paul a．samuelson) 提出城市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为民众提供足量的、优质的“公共品”，从而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和人居环境。他还指出，存在三种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：第一是“不完全的竞争(也称之为自然垄断)”；第二是“外部性”(尤其如污染等负外部性)，例如各种各样的污染以及其他破坏性行为，即为负外部性；第三是“公共设施”，现代城市本身需要大量的公共品，这部分事关社会公平的基础设施属于“私人企业提供不了，不符合经济效益”的城市必需公共品。数字时代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“共享”，公共品就是共享产品。尤其在智慧城市公共品的构成方面，应该聚焦“四梁八柱”。
从城市政府视角来看，智慧城市的四大核心公共品，即“四梁”，包括：1）精细化、网格化管理系统；2）政府网站“一网通办”；3）城市安全、网络安全、减灾防灾；4）重要公共资源管理信息化（如碳价格、土地、资产等）。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好地提供上述四类公共品，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。“八柱”则指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交通等主要公共品，由此形成了智慧城市的“四梁八柱”。
任何运转良好的智慧信息系统都是“生成”与“构成”的有机结合；越具公共品属性的信息系统，政府主动“构成”设计占的比重就越大；“构成”设计必须将政府自身原有的流程再造，如权力负面清单、缩短流程、减少证明、并联审查等；智慧信息系统最终目的是为了便利民众对政治绩效的监督和评价，使不同的城市政府或部门的服务能效竞争性展示在民众面前，从而“生成”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机制。
三、智慧城市“生成”的三大机制
一是“积木”（block）。积木即是已存在和已被创造的“知识、经验”等子系统，它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组合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城市病。当系统某个层面引进了一个新的积木，这个系统就会开启新的动态演变流程，因为新积木会与现存的其他积木形成各种新组合，大量的创新就会接踵而至。
二是“内部模型”。系统主体遭遇到新情况时，会将已知的“积木”组合起来，用于应对新情况。这种生成的子系统解决问题的机理结构就被称之为“内部模型”。不同积木组合之所以“有用”就是因为形成了新的“内部模型”，也就是使城市中的相关主体有了对未来的判断与应对能力。各类大数据的集中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等新“积木”的运算，就能产生有用的预测结果。
三是“标识”。在复杂适应系统中，“标识”是为了集聚和边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，使得主体观察到以前隐藏在对方背后的特性，能够促进“选择性双向作用”，其总是试图通过向“有需求的主体”提供联接来丰富内部模型。在万物互联的时代，“标识”可以将主体需求进行高效、精准匹配，因此将发挥关键作用。
四、小结
在智慧城市建设中，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第一，政府应关注智慧城市的“公共品”，为品种庞杂、日新月异的各类智慧城市“商务品”提供平台；
第二，无论是核心还是基本智慧“公共品”设计，都必须注意“生成机制”的应用；
第三，智慧城市是高技术的平台，让“聚裂效应”价值最大化；“从上而下”的顶层设计与“从下而上”的“生成”机制发挥，都是必须的，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；
第四，智慧城市作为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新领域，必须利用第三代系统论——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充分发挥主体的三大新机制，从全场景智慧的角度思考，“自下而上”“生成”自适应的智慧城市；
第五，“构成”的“四梁八柱”都应该成为千百种“生成”场景应用的新业态平台，只有相互融合才会涌现出真正的智慧城市。
（仇保兴：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。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专家组副组长、国际水协（iwa）中国委员会主席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、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（第三届）、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，十二届全国政协环资委副主任、原国务院参事。毕业于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，获经济学、工学博士学位。曾在浙江省先后任乐清、金华和杭州三个城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近十八年。曾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参与有关项目研究。在任国家建设部副部长期间分管建筑科技、城市规划、建设工作十三年，同期兼任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协调小组副组长，国家水体污染治理重大专项第一行政责任人。四十多篇咨询报告获得国务院总理批示。多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国际绿色建筑协会和国际水协奖项。多部著作被英、德、意大利等国出版社翻译出版发行。）